有關清、英戰爭：十八世紀末，英國大量輸入中國的許多商品，如茶葉、磁器等，漸漸造成大量貿易逆差。十九世紀初，英人發現中國地大物博，不易大量輸出商品入中國，卻能以鴉片打入中國市場，遂大量輸出鴉片入中國。造成中國上下風靡，終致使中國淪入「東亞病夫」的境地。清廷政府發現赤字嚴重，人民積弱不振，有損國力，遂開始實施禁煙，卻無法禁絕。
西元1839年，清朝道光皇帝派欽差大臣林則徐赴廣州查禁鴉片，大量沒入英商的鴉片，並在6月3日到25日之間， 燒燬二萬多箱鴉片，（此即為禁煙節的由來）。又要英商簽署切結書，保證不再販賣鴉片。此舉引起英國國會一片嘩然，遂決議出兵修理中國。
西元1840年，英國艦隊遠征中國，清軍戰敗，於是徹換欽差大臣林則徐，英國開口割讓香港，中國未允，英軍遂決定在中國近海建立軍事基地，於是看上台灣，以取得制海權與補給。
清廷派姚瑩來台灣基隆建砲台，以阻止英軍攻擊。英人開到基隆外海要求補給燃料（煤）、食物與水。 姚瑩不肯，英軍就攻擊基隆，終被姚瑩所擊退。此即為二砂灣砲台。
西元1875年，清廷正式將基隆定名，取其「基地昌隆」之意。
然而依據「法軍侵台始末」所紀錄，這座被法軍稱為Fort Neuf(新砲台)的構造物位於法軍公墓後方的海邊，被法軍認為是唯一重要的一座砲台，控制社寮島與白米甕中央的基隆水道。從「法軍侵台始末」的現場繪圖可以清楚的看到二沙灣砲台就在海邊，而非今日之所在位置。
現今所見之二沙灣砲台，應是何時起造呢？根據記載1884年7月16日，劉銘傳帶領「銘軍」抵達基隆，第二天法艦就跟蹤而來。雙方在基隆大沙灣展開激烈砲戰。一千餘官兵在劉銘傳率領下擊退法軍。今天列為一級古蹟的基隆二沙灣砲台，便是當年劉銘傳所建。
中法戰爭前的籌防：同治年間的牡丹社事件，促使沈葆楨在台灣各地興建砲台；在基隆則有黔軍於大沙灣（今中正路安瀾橋、祥豐街口一帶）海濱築造一座大沙灣砲台，以加強北部海防。
光緒10年（1884），劉銘傳督辦台灣防務時，認為大沙灣砲台縮口門以內，無法遏阻敵船；而基隆為台北之咽喉，戰略地位極重要，因此，計劃在外海口門兩岸各增築一座砲台。不過，當時海疆情勢緊張，材料的運送極為困難，來不及修造完畢，即已爆發中法戰爭。
西仔反指的就是1884年發生在台灣北部基隆和淡水的清法戰爭，戰爭的主因為國要求清廷自安南撤兵時，在邊境發生軍士間的衝突，而引發戰端。法軍為攻佔福州，而須先佔領台灣，才能確保無後顧之憂。另一方面，台灣豐富的煤礦產和戰略物資的補給也應是法軍攻台的重要因素。
法軍於1884年8月初及8月底二次攻打基隆，都未得逞，10月初才從仙洞攻上岸，劉銘傳這時獲報得知法艦已到淡水，遂決定退守獅球嶺，以轉進淡水。劉銘傳的戰略是全力守淡水，才能確保台北的安全，基隆則利用陸戰來牽制法軍。
清軍除固守獅球嶺外，暖暖地方頭人組成的鄉勇也和法軍有過幾次攻防，但因武器太差而退守暖暖。十二月初，霧峰林家的林朝棟率領摹集來的鄉勇五百餘人加入戰事，劉銘傳將其編入獅球嶺防線。
法軍多次想攻下扼守基隆到台北間具重要戰略位置的獅球嶺，都沒成功，後來，法軍由田寮港以千餘人直攻大水窟和圓窗嶺，另以軍艦運兵四百名經海上由八斗子上岸，擊敗守軍後，從側面攻擊深澳坑守軍。雙方在月眉山附近浴血奮戰，戰況慘烈，終而阻擋住法軍大規模的攻勢。三月初，雙方都有援兵趕至，法軍曾征馬達加斯加的名將杜奇斯尼也來台擔任作戰司令官。法軍再次攻打月眉山、大水窟一帶，趁清軍防線拉長的弱點，突襲而進，終而攻佔月眉山一帶，逼使清軍退入暖暖和六堵一帶。
四月，清法議和，結束了長達八個多月的基隆攻防戰。
大沙灣砲台在中法基隆之役中，曾發揮功能，發砲擊中法艦，但終因地勢過低，加上砲台的設計只能正面攻擊，不能側擊，而遭法軍摧毀。基隆港側的其他大、小砲台亦多在此戰中被毀。
清法戰爭結束後，在二沙灣留下了民族英雄墓和法軍公墓，民間也流傳許多跑西仔反的故事，不過，最有趣的卻是，法軍除了帶來戰禍外，也帶來了喝蘇打水的習慣，所以，基隆也流傳著「喝法蘭西水，吃一點氣」的俗諺。
由上圖可以知道當年環繞保衛基隆港的主要三個砲區個別負責的「防禦範圍」。位於港太社區山頂，俗稱「荷蘭城」的「光華砲台」，以一字排列的形式，朝外保衛和平島以外的東海海域。
大沙灣砲台由於其設計無法讓砲台轉動，所以只能向當時的外港區域砲擊，是屬於第二層的防禦。
針對舊有大沙灣砲台「僅有當門一面，敵由旁擊，砲即不能旁攻」的缺失，海門天險在砲位的設計上也作了一些調整：兩個砲台區的三門主力砲皆能對北射擊，但北砲台區同時可以旋砲回擊內港市區，封鎖敵艦入港側擊。因此，東、北兩砲台區擔負的任務並不相同—前者監控外海口門，後者則扼守內海口門。故二沙灣砲台的設計改為可轉動式的砲台，可以同時防禦外港及內港。正確的說，是東砲台區負責外港；北砲台區同時負責外港及內港。所以二沙灣是防衛基隆港最厲害、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後的一道防線。
劉銘傳對台灣的防務，首重港口要塞的砲台。海門天險，無論在地點的選擇，或是砲台的整體配置上，都是鑒於中法戰爭期間基隆海防失利，因而重新部署港口砲台下的產物。
居高臨下：劉銘傳初到基隆督戰，就對位於海濱的大沙灣砲台提出「勢居低下，且在口門以內，不能遠擊敵船」的批評。因此，戰後修築砲台時，利用基隆地形上，山勢臨海陡高的特點，改採再隱蔽的大沙灣與二沙灣之間的山崗上建造海口防禦砲台。這個山頭地勢崎嶇險峻、居高臨下，附近港域內的船隻動靜一目了然，又有天然的地形地物可掩護砲壘，致「外不睹位砲之所」，的確具有可攻可守的優越地理形勢，難怪會被選來興建砲台。
兼控內、外港：基隆港灣的形狀大抵呈「漏斗狀」，而海門天險就在漏斗的頸部，正對內海口門，兼控外海口門。其與位於外海口門的社寮、白米甕兩砲台恰構成鐵三角的防禦網，共同形成港灣的最佳屏障。
為什麼劉銘傳所建的二沙灣砲台之歷史脈絡，常令後人追溯至姚瑩所建的二沙灣砲台呢？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從「法軍侵台始末」的現場繪圖可看出，砲台靠陸地內側為石砌壁面，為有雉堞設計之中國式城牆建築，城牆雖已多處毀壞，亦能清楚看出城牆依海岸線蜿蜒而建之形貌，城牆的高度雖然都一樣，但是較遠處看起來卻較低矮，令人不難意會到：海門天險的城牆兩側較低，就是模仿這高低起伏的視覺而建的城牆形貌。又由於海邊的二沙灣砲台於中英戰爭與中法戰爭皆發揮強大的制敵威力，所以在銘軍的情感認同上是改建而非重建，只是把建築位置提高而已，城牆建材與型式盡可能與原來一樣，城門石匾很有可能是從海邊的二沙灣砲台移置而來的。
海門天險的興築：戰事結束後，劉銘傳基於海口防禦緊要，向英商議購31尊新式後膛鋼砲，並聘德人鮑恩士擔任監工，仿造西法，在澎湖、基隆、淡水、安平及旗后等要地添建10座砲台。這是自牡丹社事件後，又一次建造砲台的高峰。
海門天險即是劉銘傳在基隆新建的兩座砲台之一，當時又稱「基隆小砲台」（另一座為社寮砲台，現址已改建為飛彈基地），因土質鬆軟，使用鐵水泥構築，於光緒12年興工。在砲台設計上，明顯改善了舊有砲台的弱點。
光復後：日治時期，砲台被列入軍事要塞；光復後，仍歸軍方管轄，但年久失修，逐漸為人淡忘。民國64年，砲台於草莽之中再度被發現，72年被列為一級古蹟。歷經民國68年及78年兩度修復，即今日所見之面貌。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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